那天晚上特别冷，我缩在公交车的角落里，窗户外的雨刮器像个破败的舞者，一下一下刮着玻璃。鼻尖冻得通红，呼出的气都白了，手里攥着半块炸鸡，大概是刚才没注意，炸鸡块在我书包里硌了一路，现在闻着都带着点油烟味。耳机里放着歌，但脑袋有点木，迷迷糊糊看着窗外倒映的车灯，一路晃啊晃的。

快到学校附近的时候，雨突然大了起来。我把书包顶在头上挡雨，结果一个趔趄差点摔倒，手里的炸鸡也跟着掉了。我手忙脚乱去捞，炸鸡掉地上那一下，碎得特别彻底。旁边一个穿校服的小姑娘踩着我的炸鸡壳走过，没说话，但我总觉得她脚底板不得劲。

那天晚上，我和阿哲又为谁多用了两度电吵起来了。我们俩住的出租屋就十平米出头，一室一厅，夏天热得跟蒸笼，冬天冷得像冰窖。厨房就是客厅隔断出来的小角落，电饭煲、小电锅、电磁炉全挤那儿，有时候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烧菜，插座都跟不上。阿哲每回都用他那副理直气壮的嗓门说：“你饭量那么大，不得多吃点？” 我就回敬他：“你以为你是谁，圣诞老人啊，天天给你准备大餐？”

他顶多哼一声，然后背过身去假装看新闻。实际上谁都看得出，他在等我说下一句。我也是，等他说“别吵了”或者“懒得理你”。最后往往是阿哲先败下阵来，叹口气，说：“行行行，给你加个鸡腿。” 我也扭头，假装发脾气：“说了不拿你东西！” 他就嘿嘿一笑，从抽屉里摸出个小烤鸡腿，递给我一个。那会儿他总说，我的胃是他掌管着的，想吃啥就得听他的。

我啃着烤鸡腿，看着窗外路灯映照的雨幕，突然想起大一时候的事。那时候我们还住宿舍，我老打呼噜，他每天早上都得被我的呼噜声吵醒，然后一脸嫌弃地摸摸我的头，说“小懒虫，起床了没？” 我迷迷糊糊睁开眼，迷瞪着问他：“你咋还不睡，不困啊？” 他说：“听着你打呼噜，觉得安心，才睡不着。”

那时候我们还一起做兼职送外卖。天不亮，我就穿着校服，骑着二手电动车，载着阿哲，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。他总说我是“外卖专业户”，还因为我骑得慢，被客户投诉过。